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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新年伊始，民營企業座談會又一次召開。會后，媒體都有大量的報道和熱烈討論。對此，筆者有幾點觀感和思考。目前，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92%以上，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也在92%以上，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達95%。這些數據表明，民營企業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方面的重要力量，已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

抓住了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挑戰日益增多，各種問題紛繁復雜，交叉重疊。從國際看，既面臨著日本公司治理層面的微觀改革競爭，也面臨著阿根廷休克療法的宏觀改革示范，還面臨著越南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模式的最新突破，又面臨著美國提高政府效率的強烈示范，更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風起云涌、AI創新日新月異引發的激烈競爭。從國內看，既有周期性問題需要加強逆周期調節，也有結構性問題需要重構調整，還有階段性問題需要轉型升級，更有體制性問題需要加快改革。在這紛繁復雜的種種問題面前，究竟應當先抓哪一個？哪一個問題才是既重要又緊迫的當務之急？從此次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來看，技術創新似乎成為一個重要主題——與以往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不同，這次的與會民營企業家里，代表著科技創新的新興領域企業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位置上都有著顯著提升。這說明中央已經把科技創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這就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牛鼻子”——因為隨著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大紅利”（即所謂“年輕人口紅利”“吸引外資紅利”和“技術引進紅利”）逐漸減弱，未來中國，沒有科技創新就沒有經濟增長。抓住了科技創新，也就抓住了中國經濟的未來希望。牽住了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就可以更好地應對周期波動，促進結構調整，引領轉型升級，推動改革開放。

加快科技創新主要依靠民營企業

　　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突出科技創新主題，說明要推動科技創新就應當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科技創新本身是一種高風險活動。從政府層面看，民營企業是“拿自己的錢，給自己辦事”，而且是自主決策、自負盈虧，更重要的是自擔風險，所以民營企業更會真正敢于冒科技創新的各種風險，并承擔科技創新失敗帶來的各種后果。因此，更多依靠民營企業進行科技創新，有助于在推動科技創新的同時，減輕各級政府的風險。從企業層面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套利機會越來越少，正如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所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應當更多地從“套利型”轉變為“創新型”。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認為，企業的利潤來自不確定性。民營企業的利潤應當更多地來自對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所做出的正確判斷——判斷正確就會帶來利潤，判斷失誤就會帶來虧損，無論是利潤還是虧損，同樣都要由民營企業自己承擔。因此，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來推動科技創新，既是各級政府提振經濟“增量政策”的主觀需要，也是民營企業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各級政府應為民企科技創新做些什么？

　　從“杭州六小龍”的成功經驗看，地方政府助推民企科技創新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包容”、是“服務”，而不是“管死”，更不是“捕撈”。此次參加座談會的科技創新型民營企業中，來自浙江的最多，來自杭州的最多，于是引發了民間的廣泛熱議——“為什么是浙江？”“為什么是杭州？”甚至引發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積極反思。在對比反思的討論中人們發現，浙江省、杭州市的創新型民營企業之所以發展得相對比較好，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目前比較多的共識是，與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是“有限型政府”和“包容性政府”，同時也是“服務型政府”。其對民營企業的基本態度是“無事不打擾，有事隨時到”；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不是依靠政府投資，也不是依靠稅收優惠，而是提供制度上的安全保障和包容性的創新環境，提供民營企業所需要的及時服務。正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的“無為而治”“有限作為”成就了民營企業的“大有作為”。而這一做法是有歷史傳統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筆者曾陪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后到廣東和浙江調研，主要是考察民營企業，和當地的民營企業家有過許多座談和交流。印象最深的是，當時，許多地方的民營企業家問的最多的問題是：“如果人民幣不貶值，中央政府會給我們提供什么樣的優惠政策？”而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家問的最多的問題是：“在人民幣不貶值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怎么做？”從不同地方的民營企業家的問題意識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鮮明的對比。這場民企座談會引發的社會反思和討論還在進行中，期待有更多的寶貴經驗能夠總結出來。

科技創新還有哪些問題需要抓緊研究？

　　說中國經濟走向了正確的方向，并不是說今后就沒有風險，也不是說今后會一帆風順。此次民營企業座談會，還引發了我們對于科技創新的深入思考——作為各地各級政府，應當盡快研究哪些問題？這里我們首先借用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達龍·阿西莫格魯等人提出的“包容性——排他性”的分類概念來對科技創新的制度環境和政策取向進行一些初步探討。

　�。ㄒ唬┤绾螢榭萍紕撔绿峁└影莸妮浾摥h境？科技創新首先需要有思想市場。思想市場可以分為“包容性的思想市場”和“排他性的思想市場”。在一個“排他性的思想市場”里，某種觀點主導一切，不包容他人觀點的輿論環境下，是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所以，科技創新首先需要有一個“包容性的思想市場”，需要寬松的輿論環境。就像“清華大學第四彈（第四版《DeepSeek讓科研像聊天一樣簡單》手冊）”所提出的：“要讓科研像聊天一樣簡單”，當然文章主要講的是AI 在科研中的應用，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應當是科研（創新）的環境和氛圍。可以說，包容寬松的輿論氛圍是科技創新必要的前提條件。更準確的提法應當是要“讓創新像聊天一樣輕松”。

　　（二）如何為科技創新提供更加包容的制度環境？科技創新還需要包容性的制度環境。而包容性的制度環境首先需要有包容性的政府來提供。為了促進科技創新，各地各級政府應當盡快廢除不利于科技創新的“紅旗法案”。所謂“紅旗法案”是指當年英國汽車開始出現時，由于馬車夫們的強烈抵制，迫使英國政府出臺了限制汽車在英國發展的“紅旗法案”，明確規定汽車的行駛速度不得超過馬車，結果極大地限制了汽車產業在英國的發展。而美國由于沒有類似的“紅旗法案”限制，汽車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甚至遠遠超過了英國。為此筆者建議，各地政府應當由“公平競爭審查”部門牽頭，盡快組織清理現有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凡是（類似于英國“紅旗法案”的）妨礙（好的）科技創新的，就應當盡快加以修改或廢除。有學者指出，過去，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間競爭，即所謂地方政府之間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錦標賽”。那么，如果我們把新的一輪地方間競爭，轉向科技創新的競爭、創新環境的競爭，那么，中國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個“創新大國”“創新強國”。

　�。ㄈ┱畱敻嗟毓膭钅囊环N創新？當然，正如阿西莫格魯等人在《權力與進步》一書中指出的，科技創新本身也可以分為“好的創新”和“壞的創新”，更準確地說是“包容性創新”與“排他性創新”。從橫向上看，有的科技創新是包容性的，一項創新技術的普及和推廣，可以帶動同行業整體效率的提高。比如，電子支付技術的普及提高了整個金融業的服務效率和便利性。而那種“排他性創新”，則很容易“贏者通吃”，一家獨大，形成壟斷，阻礙新的創新。比如，搜索引擎一旦一家獨大，就會出現壟斷，就會導致對信息的壟斷，阻礙信息交流，而信息交流是科技創新的必備條件。從縱向上看，包容性創新是指那種能夠帶動全產業鏈提高效率增加收入的科技創新——比如，中國電動汽車的發展就帶動了從電池到汽車組裝，再到售后服務的全產業鏈的快速發展。而“排他性創新”則是指某項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可能會帶來上下游產業的消失——比如電商平臺的快速發展，對街頭社區的小攤小販和一些實體店鋪帶來了沖擊。從就業角度看，有的科技創新對于就業是包容性的，“新職位創出效應”大于“勞動力替代效應”；而有的創新對于就業則是排他性的，“勞動力替代效應”大于“新職位創出效應”�！鞍菪詣撔隆睆拈L期看可以創造更多新的就業崗位，提高整個社會的總體就業水平。從消費角度看，有的科技創新對消費是包容性的，可以提高人們的消費欲望，刺激消費，比如電商平臺以及電子支付的普及，使人們線上購物更加容易，對消費可以起到促進作用。但有的科技創新對消費是“排他性的”，容易抑制消費。比如，如果有些電商平臺使用算法控制，只推銷自營商品，排斥其他商品，或者在協議中規定一些排他性條款，就有可能限制消費者的選擇范圍，從而抑制消費增長。此外，從他國經驗看，日本專家在總結大衰退期間的經驗教訓時發現，在1998年-2023年的四分之一世紀里，日本的技術創新雖然比不上美國，但是以單位時間計算的生產力還是提升了三成左右（河野龍太郎，2025）。然而由于這種生產力的提升是非包容性的，只有少數人獲利，多數人并未得到好處：一方面，體制內（大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增長基本停滯，再加上體制外（中小企業）靈活用工的增加，結果導致以單位時間計算的工資收入水平基本停滯。收入水平增長停滯，收入預期得不到改善，必然導致消費疲軟；在日本國內消費疲軟的背景下，國內投資增長乏力，資金大量流向國外，海外投資增長迅速——海外投資增長雖然可以帶動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卻不能拉動國內就業增長，也不能提升國內收入水平，于是出現惡性循環，大衰退由此形成。因此，各級政府有必要盡快組織由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和居民百姓共同參與的評估委員會，深入研究評估各種科技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對于就業和收入的影響，以及對于人民生活便利性的影響，以便能夠制定出相應的配套政策。

　�。ㄋ模┤绾螢榭萍紕撔绿峁┌菪缘纳鐣Ｕ吓c教育體系？針對那些對就業會產生較大沖擊的科技創新，尤其是AI 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帶來的失業浪潮，各地各級政府應構建內容更加廣泛、制度更加包容的全方位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改革教育體系，并鼓勵發展相關產業。首先，推行社會基本收入實驗，應對數字化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失業挑戰。由于數字化技術對于不同技能階層的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于高端技能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就業機會是增加的，收入也是增加的；但對于中端技能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就業機會是減少的，收入也是減少的；而對于低端技能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就業機會是增加的，但由于從中間階層下來許多人，所以他們的收入反而是減少的。到了AI社會，各地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要確保所有失業人員，人人有基本收入，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住有所居。其次，改革教育制度，使人生“三段論”，變成終生學習制，并給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免費教育。過去，人的一生通常分為三個階段：即學習——工作——養老。但是，一方面人的預期壽命在不斷延長，而另一方面，知識的半衰期在不斷縮短。以專業工程師為例，19世紀20年代：知識的半衰期是35年，到20世紀60年代縮短為10年，到21世紀10年代進一步縮短為5年；而軟件工程師已經縮短為3年；現在恐怕就更短了。于是，人們的生活方式恐怕也要相應地加以改變，要從人生“三階段”變為終生學習制。為此，各地各級政府也應給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免費教育服務�？偠灾�，此次民營企業座談會所引發的討論和思考，對于提振民企信心、提振各地經濟，尤其對于引導各地經濟走向更加依靠科技創新、更加依靠民營企業、更加依靠創新競爭，將起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性作用。

　�。ㄗ髡邽橹袊a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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